记者语：值此我校建校60周年之际，学校有幸邀请到中国工程院院士雷清泉教授，国内著名教育专家谢维和教授，北大知名学者胡军教授莅临我校60周年庆典大会，与师生共贺学校六十华诞。虽然采访准备的仓促，但能走近他们，聆听他们的教诲，在只言片语中，感受到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中国知识分子那种自由独立的精神品质和深厚的人文底蕴，可以说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近代知名学者“学衡派”的代表人物刘伯明先生曾说过“真正的学者，一面潜心渺虑，致力于专门之研究；而一面又宜了解其所研究的社会意义，其心不囿一曲，而能感觉人生之价值及其意义，或具有社会之精神及意识，如是而后始为真正之学者也。”雷清泉院士、谢维和教授、胡军教授正是这样真正的学者，在他们的身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学者的大气象！

由于诸多原因，只采访了部分出席我校庆典的知名学者；同时，由于记者的能力有限，采访时间短，所以只能是简单地把采访稿整理出来与读者们分享，存在很多遗憾还请广大师生见谅。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雷清泉教授

雷清泉院士：1938年生，四川省南充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962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曾任哈尔滨电工学院教授，现任青岛科技大学教授、博导。1990.01-2003.12 国际IEEE高级会员。1989.01-1995.01国际IEEE-DEIS液体电介质技术委员会委员。1993.09-2005.10中国物理学电介质物理专业委员会委员。1989.01起，任中国电工技术学会工程电介质专委会副主任。我校学术委员会名誉主席。

采访记录：

本报记者（以下简称记者）：雷老，您好！非常荣幸能在学校六十周年校庆的时候，邀请到您这样的科学界泰斗，真的是我们的荣幸！

雷清泉院士（以下简称雷老）：哪里！哪里！师大的校庆非常的隆重！非常的好！

记者：雷老，您在光介质物理方面取得这么卓越的成绩，您的奋斗历程是怎样的呢？在您年轻的时候是因何对科学产生兴趣的呢？

雷老：我年轻的时候赶上国家刚解放，国家发放助学金，而我生活在农村，那时家里很穷，父母去世的早，有这样一个国家出钱读书的机会，再加上我对科学很感兴趣，就一直读了下来了，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学。57年在西安交大接触的都是一些从国外回来的学者，看到他们对科学的热爱，深受感染，更激发了我继续研究的热情。大学对我的影响很重要，中学学的可能是知识，但进入大学后接触到那些老一辈的科学家，深受激励。我当时春节也不回家、假期也不出去旅游，能玩的时候都没玩，就呆在实验室里，对科学产生了兴趣，一心学习科学文化知识，想成为科学家，希望走献身科学这条路。文化大革命期间，断掉了一些学习时间，但那时只要没有活动，我都去读书做试验。应该是七八十年代真正开始算搞科研吧。

记者：那您年轻的时候一定读了很多书，听说您高等数学以上的课程都是自学的？

雷老：对，当时在大学的时候活动很少，大部分的时间就都用来读书了，当时接触了很多课程，像数学、物理、化学，很多基础知识都在那个时候打牢的。也不像现在，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老师教，就是自己研究。有时候想想现在的大学生，有这样好的条件，还不好好学习文化知识，光阴都虚度了，真的很可惜。

记者：现在的大学都谈创新教育，您认为应该从哪几方面培养创新型人才呢？

雷老：创新教育是一个高层次的培养，首先基础知识要打牢。只有有大量的知识积累才能谈创新，否则任何科学研究都是进行不下去的，我认为我这些年做科学之所以顺畅，就是得益于我年轻时候的知识累积；除此之外，创新者更要有创新意识。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可以出国了，看到外国的技术都比我们先进，就越来越意识到创新很重要。什么是创新？“科学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这句话是我从丁肇中那里听来的，我记得很牢，我觉得这就是创新了。我们回国以后，就一直把握着这一点：回国以后我一直关注的都是前沿。国外做过的我不去做，总是要前进一点，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前进。前面（国外）大量的积累结束后，我还要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再多想一些，新一些，但难度也比较大一些，不能浮躁。而且还有一点比较好，我从不浮躁，也不针对政府写报告、写论文，就是简简单单地做学问。可以说这辈子我这点坚持的比较好。

记者：雷院士，那您看像您这样的人才却一直扎根在黑龙江没有走，是眷恋黑龙江的这片土地吗？

雷老：因为我很喜欢我的这门课程：电介质物理学。可能以我的基础知识到别的地方研究其它方面也不是很困难，但是我对这门课程是很有感情的。因为带我的导师西安交大的陈季丹先生，是我国电介质物理的开创者，奠基人，是他带我走进这门课程的，我始终追随他，如今他过世了。我83年回国，我的老师84年就过世了……我很想继承他的事业，现在我的成果也证明了我的的确确没有辜负我的老师，将这门课程发扬光大了。（雷老的眼里闪烁着泪花，声音有些哽咽。）

记者：不好意思，提到了您的伤心事。您的老师如果看到您取得的卓越成绩，一定会感到很欣慰。看到您对老师的一片深情，想必他对您的影响一定很大吧。这对我们师范院校的学生更是一种激励。一代好老师影响的可能不仅仅是几个人，而是一代人。

雷老：是的，我的老师对我的影响很深，后来有很多学校请我过去，包括清华、哈工大、上海交大……我都没有去。就包括现在，我考虑到自身年纪大了，在那边工作也不方便，也常常是回到这里，现在还有精力两面跑跑，也算是为国家做贡献了，但这里才是我的家。

记者：雷老，您看做为一名科研工作者，搞研究除了有扎实的基础和对科研的热情以外，还需要有哪些品质呢？

雷老：搞科学研究，在我看来需要四点：兴趣、励志、奋斗、无悔。其实我只是一个小人物，只是在年轻的时候读了很多书，没想到现在能够厚积薄发，这些知识真的让我很受益。我现在无论从知识还是在思维和逻辑上，应该还是都是能得到大家的肯定的。自从做了院士有很多媒体采访，但我都找个理由拒绝了，当然了，学校就不一样了。因为做学术其实不需要多么的张扬，我只想踏踏实实的做一些事情，能够影响我学术范围内的人，让我自己学到一些东西，也能留给后人，让他们继续去发展。就像哥德巴赫猜想，它能让无数后来的学者受益，启发后人，这是很重要的。

记者：跟您聊天，感觉您的成功也自然的，是顺理成章的。应该是没有什么秘诀吧？

雷老：是的，没有，没有什么秘诀。我本身是很平凡的，也只是好好学习，不去贪玩，不去旅游，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我就想简简单单的搞研究，可是现在的很多学者不像我们，社会的大环境也是这样，很浮躁。这样不好，做学问一定要耐得住寂寞，要坐得住板凳才行。不能功利心太强，看到别人当官、下海，就心情躁动起来，这样的人是不能做学问的。

记者：听说您也去南方科大了，那您对 “高校去行政化”有什么看法？这样的“行政化”氛围对很多学者是不是有影响？

雷老：现在的很多高校都已经行政化了，中国的院士也在行政化，“老百姓”想要做学问很难。这就不得不逼迫他们想要做官，不当官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像很多龙江学者，本身都是官员，只有当官了才有权利，有资源，拉项目也好、搞研究也好，才更方便，否则很难。

其实这与学校的管理模式也有关系，不同地方培养学生的模式不一样。比如南科大，他们管理制度就和我们不一样，很类似于香港科技大学。他们的管理人员很少，成立了三个委员会，通过这些委员会来决定学校的政策。他们制定完政策以后由深圳政府最终敲定，不随着校长的变化而变化。就像外国的教育制度，很多高校百年都是不变的，不像我们常常变化没有连续性。只有这样大家才能认真的搞科研，没有私心杂念。除此之外，深圳的政府也很支持他们，钱由政府出，不像我们需要自己出去拉关系，这样就要涉及到人际问题，若不是官员就很不好办了。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有这么多的学者趋向于官位。这样就很限制了很多学者的发展，没有自由的空气，搞起研究就很难了。而对于管理体制我们是没办法的，改变太大又不适合我们，不改变又很局限发展，其实本身都是很无奈的。

记者：雷老，刚才来之前有几位理工科的老师想让我问问您，在国家125规划中，理工科中热点学科的发展是什么？

雷老：能源，能源是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像能源、资源、环境，一直都是国际上不变的话题，能源一直是排在第一位的。我们需要发展能源，而能源本身要破坏资源、破坏环境。

咱们师大的布局看，有理学院，分为理工一、理工二、理工三，是需要有彼此支撑的。不管是生物还是医疗都要有一些纳米技术，不论做材料的也好、还是做化学的也好，还有生物方面的纳米技术，化学方面的自组装、理学的搞发光的、 光源的，都离不开纳米科学与技术，这是总的范畴，围绕这来的，它的范围很广。我们的着眼点要放在生物纳米科学与技术，还有就是能源纳米科学与技术，无论是在哪都是与能源有关系。比如搞电动汽车，主要围绕三个方面：一是节能，现在能源浪费太多，像我们现在有LED，节能就很好：第二点就是储能， 就像我们的电动车，充电快、放电慢，这就需要储能；三就是要能量转换，我们需要很多能量转换，电是最方便的，我们要把它转换成电能来用，把光、热、太阳能都转换成电。

记者：谢谢雷老，您能在百忙之中接受我们的采访。祝您身体健康！合家幸福！在事业上取得更大的成绩！

雷老：谢谢！谢谢！

以上图片由《哈尔滨师大报》记者团提供，摄影：梁竞丹